集合犯分为几种，刑法理论上还有不同的认识。当前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大体有三种意见。 一是分为常习犯和营业犯两种。 二是分为常习犯、营业犯和职业犯三种。 三是认为，除上述通行的三种类型外，结合犯也是集合犯的种类之一。所谓常习犯，也称为惯行犯，是指以一定的行为。集合犯分为几种，刑法理论上还有不同的认识。当前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大体有三种意见。下文为大家详细介绍：
一是分为常习犯和营业犯两种。
二是分为常习犯、营业犯和职业犯三种。
三是认为，除上述通行的三种类型外，结合犯也是集合犯的种类之一。所谓常习犯，也称为惯行犯，是指以一定的行为作为常习的犯罪，如常习赌博罪;所谓营业犯，是作为构成要件的，是为了营利目的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，如贩卖淫秽书刊罪;所谓职业犯，是指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，是不以营利为目的，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，如非医师的违反禁止医业，构成未经准许医业罪。
分为三类是其理论界多数学者的观点。例如在德国刑法理论上，对于集合犯的分类就如上述第二种分类，李斯特将集合犯分为职业犯、常习犯、习惯犯。当然，从日本刑法向德国刑法学习的角度看，可以说日本学者的主要观点是从德国学者而来的。中国台湾有学者也将集合犯分为三种，但是，没有使用“常习犯”、“营业犯”，而是以“常业犯”替“常习犯”，“营利犯”替“营业犯”，保留“职业犯”，但在解释上基本从日本学者。在上述分类中，可以看出中国原刑法规定的惯犯，是包括在集合犯的概念之中的。但从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，已经删除了有关“以常习性”构成犯罪的规定，如赌博罪规定的是“……聚从赌博，开设赌场或者以赌博为业的”，显然与日本刑法中的赌博罪在构成要件上要求“常习赌博的”，必须是行为已为常习的不同。因此，还不能认为中国刑法的集合犯可划分出“常习犯”一类。而且，在我们看来，中国刑法中也并没有类似德、日刑法中的职业犯的规定。刑法中所规定可以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，并以此为业的犯罪行为，事实上通常是以营利为行为目的，如非法行医罪，如果不以营利目的医疗行为。例如，甲出于同情用自己的偏方为邻居乙治疗，致使乙死亡，只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，而不是非法行医罪。所以，以某种行为反复实施为营业的犯罪，区别仅在于法律是否将“营利目的”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，而不存在主观上是否出于营利的目的的问题。而且，事实上行为人是以某种行为反复实施为营业，但要从主观上是否具有营利的目的来区别营业犯和职业犯，这种差别是无法准确掌握和区别两者的。因此，我们认为中国刑法的集合犯中，不具有也无必要划分出职业犯的类型。结合中国现行刑法的规定，我们参考前一分类，对集合犯分为如下两种：
常业犯
第一种为常业犯，指以一定的行为为常业的犯罪。就中国刑法的规定而言，属于常业犯的集合犯是第303条规定的赌博罪一种。详言之，其构成要件是：1·行为人主观上出于营利目的，意图实施多次同种犯罪行为。“营利目的”，是指行为人实施该种行为主观上是为了获取钱财，但构成犯罪不以行为人实际获取钱财为条件，只要出于营利目的即可。这是其主观条件。2·法律规定以反复实施同种犯罪行为为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。换言之，对这种犯罪来说，只实施一次行为，犯罪还不能成立，只有反复实施同种犯罪行为，才能构成该罪。这是其客观要件。所以，根据刑法第303条的规定：“……以赌博为业的”构成赌博罪的，如果偶尔赌博，不是以赌博为业的，则不构成犯罪;以赌博为业，数十次赌博，也只构成一罪。
营业犯
第二种为营业犯，指通常以营利为目的，意图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为业的犯罪。其构成要件是：1·行为人主观上通常出于营利目的，意图实施多次同种犯罪行为。所谓“通常”是说实践中行为人一般是出于营利的目的而反复实施同种犯罪行为，但是，并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，行为人的一次或者数次行为不是出于营利目的的可能性。虽然如此，也不影响集合犯的成立。所谓“营利目的”，是指行为人实施该种行为主观上是为了获取利润，但构成犯罪不以行为人实际获取利润为条件，只要出于营利目的即可。这是其主观条件。2·行为人反复实施一定的行为并以此为业，但即使只实施一次行为，也可构成犯罪;实施了数个同种行为，仍然只能构成一罪。这里所说的行为，必须是符合构成要件，能够独立构成犯罪的行为，如果数次举动(行为)而实现的是一个犯罪构成的，是接续犯非集合犯中的营业犯。这是其客观条件。